范文澜对曾国藩的评价是极具争议且毁誉参半的，主要基于以下两个层面的评价：

一、负面评价：汉奸刽子手

镇压起义的暴力手段

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、捻军等农民起义时，采取了极端暴力手段，包括大规模杀戮平民以切断太平军的补给线。例如，曾国藩日记中记载他命令“杀近村居民，以绝其粮源”，这一行为被后世革命党人痛斥为“汉奸刽子手”。

历史功绩的争议性

尽管曾国藩在政治、军事上有显著成就（如创建湘军、推动洋务运动），但其镇压起义的行为与“救世主”形象形成鲜明对比，导致其历史评价长期受革命党人批判。

二、正面评价：近代第一人

个人才能的认可

范文澜承认曾国藩具备“修身治学之才”与“经世致用之能”，其将儒家理学与实际治理经验结合，开创了洋务运动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。

历史地位的独特性

郑观应曾评价曾国藩是“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，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”，凸显其在中国历史转型期的特殊地位。

三、评价的复杂性

历史分期差异：

若以人物断代，曾国藩属于古代历史人物；若以历史事件分期，则属于近代历史人物，这种差异导致评价视角不同。

评价标准的多元性：范文澜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，既关注历史功绩也重视道德责任，其评价兼具学术性与时代批判性。

综上，范文澜的评价既揭露了曾国藩的暴虐本质，又肯定了其在中国近代化中的开创性贡献，体现了历史评价的辩证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