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檀香刑》的争议主要源于以下三个层面：

一、文学流派与创作主张的分歧

中国小说的本土化与西化争议

评论家蒋原伦认为，《檀香刑》通过民间语言和叙事方式展现了“中国风格”，其语言合理性得到了肯定。 然而，李建军等学者则批评该作品存在“文白夹杂、反语法、比喻拙劣”等问题，认为其是对西方小说的模仿，缺乏文学创新。

现实主义与实验性文学的边界

莫言因关注底层生存状态和人性挣扎获赞，但部分评论家认为其作品过度沉溺暴力描写，偏离了社会进步与人性美好的主题。

二、历史解读与文学创作标准的冲突

历史背景的争议

《檀香刑》以1900年德国修铁路事件为背景，但史学界对义和团运动存在不同解读：既有集体主义抗争的视角，也有强调民族矛盾的分析。 莫言选择这一题材被认为与茅盾文学奖倡导的“集体主义”“民族团结”精神相悖。

主题表达的争议

作品对酷刑的描写被部分读者视为对暴力的美化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揭示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，具有现实意义。

三、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

残暴与悲悯的辩证

批评者称《檀香刑》残暴，但作者本人及部分读者认为它蕴含悲悯精神，通过极端情节反思历史与人性。

文学奖评选标准的争议

《檀香刑》的落选引发对茅盾文学奖评选标准的讨论，是否应更包容多元文学流派和现实主义表达成为焦点。

综上，《檀香刑》的争议是文学创作主体性与文学评价主体性冲突的缩影，既涉及艺术表达的边界，也关联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碰撞。